教务党支部召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会

象新泽西，甚至反联邦党人都投了赞成票，因为没有港湾和出海口的新泽西不得不依靠纽约和费城，而仅高昂的关税就使得自己已无利可图。

第四，与其他成员一起，共同作出努力，使统治集团与民众之间维持较为适可的利益均衡关系，就如上述所云，欲长远得益，就非得如此：既不能搞平均主义，因这不利于己身的自私，也不能太对抗、利益分配太悬殊。所以，懂得统治权术的都会选择合乎这种博弈论的统治。

这样，以退为进，江山自然得以长治而久安，安定团结的局面得以持久维持，权势者反而可以长远获利。中国的各级政府喜欢在台面上大表决心，高唱反腐倡廉的调子。（参阅：沙叶新：《腐败文化》一文）曾有合肥市包河区委书记带领100多位科级党员干部到包公祠接受廉政教育，在包公像前宣誓，要廉洁奉公、防腐拒变。由于做出一个针对自己利益的腐败行为，其能直接得益的几乎是100%比率，而由此不利所失去的，首当其冲的是累及以统治集团名义担当的整体，作为整体中的一分子（若无有效的针对腐败官员本人的制裁措施的话），而后反馈至自身不利的回报仅仅为1/N的比率，在此，N为统治集团的成员总数，若分母N数目足够地大，譬如，它是某个执政大党，其党员人数甚众，则1/N的数值便足够地小到近乎为0。这个靠着权势去压迫（剥削）的阶级/组织/团体/党派/集团，其成员相对于外界无疑都是既得利益者。

譬如，保证在任职期内，官员的腐败指数要下降到具体多少的硬性指标，以赢得选民的理解和支持。这正是在一个排斥掉普遍主义的崇高、正义的德性，缺失了形而上的终极关怀的环境氛围里，道德风尚的真实写照。一、引子2007年5月2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郑筱萸死刑。

当法律的公正性遭到普遍怀疑之时，法律还有什么尊严？此时，人们将失去对法治的信心，认为法治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实际上还是人治。以受贿罪为例，法律应该对必须处以死刑的受贿最低数额有明确规定，比如500万或1000万。而法治，虽然它也是保障自由的，但从根本上来说，它确保的是一个稳定的秩序。要避免司法的随意性，就必须减少立法的模糊性。

新加坡《联合早报》则在报道中指出，这一宣判使郑筱萸成为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第四名因贪腐被判死刑的省部级高官，处死郑筱萸宣示了中央反腐决心。由于司法过于随意，人们便起了各种猜疑：某某贪污数额巨大而没有判处死刑是因为哪个领导人保了他。

总之，法官是靠不住的，如果把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的处置权过多地交给法官的自由裁量，就等于是人们把自己的身体交给温和的野兽。改革开放以来，因受贿而被判处死刑的高官人数不多。法官是靠不住的，给他们过多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难免不滥用。两种层次的区分，既保障了法律的清晰性，又照顾了法律的弹性。

侵害公民人身权利这类罪，所侵犯的客体比较单一，情节和后果能够很容易判定，所以，情节在这类罪名的量刑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所谓民主，实际上就是给与人们更多的自由权。如香港《文汇报》报道称，此一判决是对前一时期外传中国将对高官犯罪不再判死的反驳，也凸显中央铁腕反腐的决心和力度，官场震慑力极大。当然，明确数额并不是要否定情节在受贿罪量刑中的作用。

他们可能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徇私枉法，也可能因为受到自己无法承受的外来压力而不得不徇私枉法，也可能因为无知和偏见进行错误判决，还可能因为生活中某个微小的事情，比如午觉没睡好，而影响情绪，导致做出不恰当的判决。司法的随意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立法的模糊性。

其缺陷有二：第一，处死郑筱萸宣示了中央反腐决心，那么之前对一些高官没有判处死刑是不是表明中央反腐决心不强呢？第二，它等于是在说，对郑筱萸处以死刑，不是北京中级法院根据法律进行的独立审判，而是在执行了中央意志基础上的审判。其结果是，法律的公正被破坏，法律的尊严受到损害。

情节因素可以放到可以层次中。第一个层次是必须层次，第二个层次是可以层次。在1000万元以下规定一个数目，比如500万元，受贿数额在500万元和1000万元之间，如果情节比较恶劣，则可以判为死刑。不管数目是多少，总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法律的规定可以有两个层次。如果规定1000万为受贿罪判处死刑的最低数额，那么，一旦有官员受贿1000万元以上，法官无论如何也不能豁免他的死罪了。

孟德斯鸠认为，人是一种局限存在物。最近几年，有不少高官因受贿而被依法宣判，但都没有被判处死刑。

今天这么一个判决，明天那么一个判决，法律的稳定性何在？法律的尊严何在？如果，真正如一些人士所说得那样，判处郑药监死刑只是为了彰显中央反复决心的话，那么，这个判决弊大于利。民主的本质是自由，法治的本质是秩序。

所以，霍布斯宁可建立专制的利维坦，也不愿生活在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下。如此等等，会对党和政府的形象产生不利的影响，进而会对党的执政合法性产生不良后果。

那种杀鸡骇猴、杀猴骇鸡、杀鸡骇鸡、杀猴骇猴的治理方式是不符合法治要求的，其效果也是极其有限的。国内外媒体对此一判决予以高度关注，不少媒体认为此举凸显了中央铁腕反腐的决心和力度。它过于突出了情节的作用，给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标准之一是：个人受贿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最大的缺陷在于它的模糊性。在受贿罪中，情节因素不应该放在必须层次，而应该放在可以层次。

第二，引起人们的胡乱猜疑。受贿上千万的可能仅判为死缓，甚至无期徒刑，更甚的是只判处有期徒刑。

司法的随意性，使得判决很不稳定，人们便会怀疑法律的公正性。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件什么大快人心的事。

必须是一定要这么或那么做的，可以则是可以这样，也可以不这样，模糊性很大。我国刑法第386条规定，犯受贿罪的依据第383条贪污罪的标准进行处罚。三、关于修改受贿罪的建议为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加大立法的清晰性是一个重要措施，为此，就要用必须代替可以。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法官作为人，同样是局限存在物。做为感觉存在物，人受千百种情欲的支配。

我认为，处死郑筱萸宣示了中央反腐决心的说法固然有道理，但是其缺陷更大。作为物理存在物，人与别的物体一样同受自然规律的支配。

进入专题： 司法 。四、结语观网上留言，许多人对判处郑药监死刑拍手叫好，欢呼大快人心。